出来后，一直给大宾帮忙跑腿，没几天发现自己确实也帮不了什么忙。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我觉得我继续待在上海只会是大宾的一个累赘，赌场继续开张似乎不大可能。上海离家很远，一直没能适应上海口音，听着满街“阿拉”、“侬好”，“我是外乡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一次喝酒，我跟大宾说我想离开上海，他当时反对得厉害，但也没撵过我。他见留不住我，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做分手礼物。1997年还是满街大哥大配传呼的年代，小型手机很少人用，价格贵得吓人，带号一共要一万八千（估计现在扔在地上都没人捡）。大宾说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那时候，还需要我来帮他。

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份厚礼，又盘桓了几日，和这些朋友举行了几场告别宴，我离开上海，回到了离家近的一座城市，租了套房子，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

1997年，满街都是赌博机，游手好闲的我天天去那里玩，扑克机是死活不玩的，就去摇摇37机，10块钱换100个币，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输了就输了，从来不和机器较真。

在游戏厅里慢慢又认识了一些人，那是一些投机的人。他们整天待在游戏机房里，也不正经去玩。但对哪些机器吃了多少分、吃了多少币、哪些机器啥时候爆过，研究得很清楚。一旦有机器吃的分多了，机器上的人离开，他们立刻占上去玩，事实上，他们费尽心思，也没捞到多少。

渐渐地彼此都混熟了些，经常一起去喝点扎啤吃点烧烤，这些人还是些小赌徒，没事的时候就凑一起玩“斗鸡”。

斗鸡是一种很普及的赌博方法，一副扑克，打法类似梭哈，三个一样的最大，依次下去就是同花的顺子、同花的杂牌、杂牌的顺子、杂牌；要是两家出一样的牌的时候，就比牌面最大的一张牌；三张都一样大的时候，则要比花色，依次是红桃、黑桃、方块、草花。有的地方也叫“斗智”，我觉得这个叫法更形象。一副牌多家玩都可以，三个人、七个人都可以玩。每人发三张牌，每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牌，根据自己拿到的牌的大小决定下注还是跟注。你可以通过跟注的过程去试探别人；也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估计对方的底牌。整个过程就是斗智的过程，但是发到手里的牌的好坏也是输赢的关键。你分到了一手烂牌，任你演戏演得再好，人家底牌好，是不会被你轻易吓唬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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