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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野心都是随着身份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增长的。在定襄的时候,李牧打算把酒的价钱定在一坛五钱银子,这是考虑到定襄左近几县的消费水平,这个价位已经是极限了。
但到了长安之后,这么定价肯定是不行了,别的不算,光是成本就受不了。那日李牧在国公府的演武场酿酒的时候,随口问了一下长安的粮价,令他大吃一惊。在定襄时,斗米二十文。但在长安,一斗米要两钱,也就是二百文。这还是粗米的价格,精选米还要更贵,最贵有五钱一斗的。
十倍的差价啊!
李牧不太理解,就像李弼讨教。经过李弼的讲解,他才明白其中的因由。这十倍的差价,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交通不便,二是边城与都城之间的贫富差过大。
唐朝的物资调动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就拿粮食为例。马邑的粮食再便宜,但要运来长安,人吃马嚼,加上路途难走,至少得有一半的折损。而且还要防备路上的匪徒,风险也十分大,很少有商人会选择做这种买卖。西域路上,商人们贩卖的都是高差值的奢侈品,没听说过谁是卖粮食的,因为只有这样,带来的利润才能与付出和风险抵消,有所回报。而且马邑本地种出的粮食,本地人还要消耗,真正富余的粮食也并不多。
再者,长安富庶,马邑贫瘠。财富差也非常巨大,这就如同后世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三线城市一千多,直辖市四五千甚至上万。消费水平也不一样,三线城市牛肉面五元一碗,直辖市的牛肉面,二十一碗都看不到肉沫儿,是一样的道理。
在等待出酒的时候,李牧和李弼还有白闹儿及黄岐一起,趁着空档,商量酒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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