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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生把事情说了一遍,自然是避重就轻,崔玉言的过错是肯定逃不掉了,但是这其中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冒犯的对象。
《名例律》中记载了五刑制度,由轻到重分别为:笞、杖、徒、流、死,五刑。崔玉言当街调戏女子,仅在言语之间,没有身体接触,不算是一个很重的罪。如果对象是普通良家妇女,最多也就是苔刑,拿鞭子抽,再罚款而已。但白巧巧是有诰命在身的命妇,当从重判刑,受仗刑,再罚款,不涉及到‘徒、流、死’。
李牧身为县侯,为自己的夫人出头,把崔玉言吊起来打,已经算是用了‘苔刑’,而且是动用了私刑,按律来说,是不合规矩的。如果崔玉言因此被打死了,李牧则要受到惩罚,虽不至于死,但至少也要被判‘流刑’,这也是崔文生不担心李牧会打死崔玉言的原因。
但若崔玉言调戏的对象是李知恩,情况则要反转了。李知恩是下人,奴隶,贱籍。唐律规定,贱籍的奴隶,等同于牲畜。就算崔玉言调戏了,甚至非礼了,也仅需要赔钱而已。不涉及到动刑,这样一来,李牧鞭打崔玉言致伤,就是他的不对了。崔文生可以据此反告,李牧就惹下了麻烦。
崔文生来找长孙无忌,是想要得到他的支持。他知道几日前李牧发配工匠的事情,认为长孙无忌心中对李牧存有怨恨。如果长孙无忌能出手帮一把,李牧就算擅动起了民愤,最后也必将一败涂地。以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不用多说什么,稍加暗示,大理寺的官员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自然就知道如何做了。
在崔文生口中,崔玉言调戏的对象是李知恩,而不是李牧的夫人白巧巧。他打得正是倒打一耙的主意,想借长孙无忌的威势,反给李牧一个教训。但他预想中的事情没有发生,长孙无忌听到之后,只是眼皮微微抬了一下,道:“老夫猜想逐鹿侯断然不会无故殴打你的侄子。这件事情,孰是孰非,还是让大理寺来定夺,老夫也帮不上什么,你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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