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上尊谥为时尚早，尽不妨从容商议。而有两件事，却必得早早定夺，一是登极之期，二是摄政王的礼节。

登极要选吉期，钦天监具奏：“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举行登极颁诏巨典，上上大吉。”由礼部照例预备，并无困难，难的是摄政王的礼节。

清朝有过摄政王。但那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时隔两百余年，犹有讳言之势。因为顺治初年关于摄政王多尔衮跋扈不臣的传说甚多，甚至还牵涉到孝庄太后。“太后下嫁”虽已证明并无其事。但盛年的孝庄太后，“春花秋月，悄然不怡”却未尽子虚，多尔衮常到“皇宫内院”，更见之于煌煌上谕，说起来总是丑闻，不提为妙。

就因为有多尔衮前车之鉴，所以议摄政王的礼节，有两个难题，一个是载沣的身分，究竟是无形中的太上皇，还是皇帝的化身？

在顺治初年，皇帝称摄政王为“皇父”，上谕之外，另有“摄政王谕”，都是无形中太上皇的身分。而且多尔衮与世祖是叔侄，载沣与“今上”却是嫡亲的父子，倘或制礼不周，载沣比多尔衮更容易成为太上皇。

因此，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一马当先，第一个上条陈，开宗明义就说，监国摄政王的礼节“首重表明代皇上主持国政，自足以别嫌疑、定犹豫”。后面又解释“代朕主持国政”一语，“是监国摄政王所办之事，即皇上之事，所发之言，即皇上之言。应请自纶音外，监国摄政王别无命令逮下，内外臣工自章奏外，不得另有启请。”

这个说法，变成摄政王就是皇帝，二合为一，看起来权柄极大，但比皇帝是皇帝、摄政王是摄政王，一分为二的流弊要少得多。因为皇帝上有太后，下有军机大臣，并不能任性妄为，臣下亦不得别开乱政之路。所以刘廷琛的这个看法，很快地为大家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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