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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