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至 三月七日 星期五

二月最后一个星期，莎兰德当起自己的客户，以出生于一九五○年的毕尔曼为第一优先特案。她几乎每天花十六小时进行私人调查，其精密程度前所未有。她利用了她所能取得的所有档案与公开资料，调查他的亲友圈，检视他的财务状况，并详细列出他的教育与职业的每项细节。

结果颇令人丧气。

他是律师，是律师公会的会员，写过一篇有关财经法、相当冗长又极度沉闷的学术论文。他的声誉毫无瑕疵。毕尔曼律师从未遭到谴责。他只被人向律师公会举报过一次——大约十年前，他被指控在一宗房地产秘密交易中居中牵线，但他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的财务状况良好；毕尔曼十分富有，至少拥有一千万克朗的资产。他缴的税比应缴的还多，是绿色和平组织与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还会捐款给心肺学会。他鲜少上媒体，但曾有几次联名声援第三世界政治犯。他住在欧登广场附近乌普兰路上的一栋三房两厅公寓，同时担任该栋共管式公寓委员会的秘书。他已经离婚，没有小孩。

莎兰德将重心放在他的前妻伊莲娜身上。她出生于波兰，但一生都住在瑞典。她在一家康复中心工作，离婚后嫁给毕尔曼昔日的同事，日子似乎过得很幸福。没有什么有利的信息。毕尔曼的婚姻持续了十四年，离婚进行得很平和。

毕尔曼一直在为惹上官司的年轻人担任监督者，在成为莎兰德的监护人之前，曾经当过四名年轻人的受托人。这些人全都未成年，当事人成年后，法院便判决终止受托任务。其中有一位当事人还会向毕尔曼请教法律问题，因此他们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敌意。即使毕尔曼一直有计划地剥削受监护人，也找不出任何迹象，不管莎兰德探索得多么深入，仍找不到他做坏事的蛛丝马迹。那四个人都已经各自与男女朋友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们都有工作、有住处，还有各种现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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