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于一直没有开心起来，我只敢跟他传纸条，请他加油。

只有他带社团学弟们到店里讨论新生杯辩论赛的时候，他才会将系住眉头的枷锁打开，口若悬河地带新生讨论攻防的论点。

那时候的他，又帅，又聪明。

我一直以为辩论赛的题目都是形而上的问题，例如“男人该不该让女人流泪”、“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劈腿是否是人生必经的课题”这类的五四三题目。

我当然错了，错得离谱。

光一个交大新生杯辩论赛的复赛题目，就已经定到“我国不应采行二分之一退学制”，而决赛的题目则是“安乐死不应合法”，这么严肃不苟言笑。

也所以，我很喜欢趁客人少的时候，坐在他们的身边听讨论。

“学弟要记住，打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的策略有多种，如果你们从道德价值层面出发大概分成两样，看是要打生命自主权的高价值命题，还是要打人同此心的低价值命题。如果从前者来打，就要注意落入是不是谁都拥有生命自主权？谁可以掌握别人的生命自主权？并且要区分出法官为何可以决定犯人的生命，但医生却无权决定病人的患者的生命期限？务必要抓紧这个区分，然后......”泽于说得调理分明，我在一旁都忍不住猛点头。

后来泽于带的交大土木一年级队果然赢得了冠军，还到店里大吃一顿庆祝。

也许从社团的种类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特质吧？

泽于参加辩论社，不管是参加前就已经很聪明或是参加后才变灵光，总之最后都会是个脑袋一流的聪明鬼；而阿拓跟我哥都是直排轮社的，我瞧都是笨蛋。

说到这，我也不晓得自己到底为什么一直想做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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