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1982年，简恩·希莱曼知道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打算放弃，就得亲自去沃伯恩对委托人们当面说清楚。如果准备起诉，则必须在5月22日之前把状纸递到法庭。

简恩选择了前者。

2月的一天，简恩·希莱曼来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的三一圣公会教堂，这是他与患者家属们的第二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简恩对自己说。

临来之前，他在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兼好友凯文·康威问：“当你从沃伯恩回来时，所有有关沃伯恩的档案都可以封存入库了，是吗？”简恩点点头，说：“是。”凯文一直在规劝简恩放弃沃伯恩案，他形容沃伯恩案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无论扔进去多少钱都几乎见不到任何动静。

简恩向他的委托人们重复了一遍上次讲过的那些话：没有被告人，没有科学证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然后又说起了斯图尔特·伊顿的案子。那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尚花去了简恩七个月的时间和一万五千多美元。简恩无奈地摇摇头，说你们的案子确实太棘手了。

众人无语，等着律师起身与他们握手言别。这时候，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扬格牧师说话了：“假如我告诉你我能弄到一笔钱呢？”

简恩心想，一场诉讼的花销可不是靠教堂的募捐和义卖就能筹到的。

扬格牧师继续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接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新成立的民间法律机构——律师公益协会——获得了一笔赞助基金，想请参议员办公室替他们寻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方面的案子，肯尼迪参议员便想到了沃伯恩。参议员的秘书当即安排扬格牧师和律师公益协会执行主席安东尼·罗思曼的三方电话联席会议。一切都没有问题，安东尼说，但是，他不能插手别的律师正在办理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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