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郁郁回到江宁，自觉精力更衰弱了，原先一番整饬两江的宏图大愿，被捻战失利减去了大半。幕僚们纷纷反映，李鸿章一手荐拔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去年苏松太道出缺，丁日昌通过仆人透出消息，谁送他端砚两方，即可补授。有个多年候补道专门托人从端州买得两块好砚送上门。丁日昌看了看，笑着说：“端砚以斧柯山出的为好，你这个还不行。”待那人真的从斧柯山再弄两方砚来时，苏松太道已放了他人。走运的这个人脑子灵活，他知道所谓“端砚两方”，其实就是“白银两万”。幕僚们很气愤：这样公开卖官鬻爵的人，还能当巡抚？

曾国藩知丁日昌最受李鸿章赏识，而李鸿章赏识的又正是他的生财有道这一点。参劾丁日昌，就等于打击李鸿章。此时正要李鸿章把河防之策坚持下去，取得捻战胜利，为自己洗去羞辱，还能去得罪他吗？

苏南的豪门巨绅很多，经常抗租不交，历任江督、苏抚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前两年，曾国藩挟削平太平天国之威，对豪门巨绅作了些限制，抗租气焰有所收敛。这次回来后，又发现一切依旧。

卖官的巡抚不能参劾，还谈什么惩治贪污的州县？豪门不能压制，还谈什么减漕均赋？这些都不能办到，还谈什么整饬两江？曾国藩真是心灰意懒了。接着，刘蓉、郭嵩焘、曾国荃次第去位，刘长佑的直隶总督又被官文取代，海内纷传湘系人物当权的鼎盛时期已过，曾国藩愈加失意了。两江之事本可责之于三省巡抚，于是，他除督促粮饷，支援捻战前线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作文，不多过问政事。使他略感欣慰的是，在他的身边有一批勤学上进、古文做得好的才子，其中尤以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最为突出。除张裕钊稍大些外，其他三人都只二十多岁，是正堪造就的璞玉浑金。孟子说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曾国藩也曾把它与高声读书、劳作而后憩息三者合称为人生三乐。他想，把这几块璞玉浑金琢冶为令器美具，亦是一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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