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兵部火票递来一份明发上谕：“浙江按察使着李元度补授。”曾国藩接到这份上谕后甚是恼火。

原来，李元度祁门请罪不赦之后，一气之下，从粮台索回欠饷，将平江勇解散，径直回湖南去了。不久，圣旨下达，李元度被革去徽宁池太广道员职。曾围藩期望李闭门思过一段时期后再来找他。谁知李元度却又跟王有龄联系上了，募集八千人，号称“安越军”，浩浩荡荡地由湖南开拔，经江西进浙江，沿途又在义宁、奉新、瑞州一带打了几场胜仗。江西巡抚毓科向皇上请功，皇上赏他布政使衔。进入浙江后，王有龄为长期留住这支军队，又竭力向皇上保荐，于是有了这道上谕。李元度不服管束，不讲交情，三番两次明目张胆地背叛湘军，投入一贯对湘军怀着敌意的何桂清集团，这种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的行为，使曾国藩由恼而怒，由怒而恨，过去患难与共多年的友谊已不复存在，结儿女亲家的答谢诺言也不必兑现了，这两三年逐渐压抑下去的偏激性情又乘隙而生。他不要幕僚代笔，亲拟一份奏章，给李元度列举了三条罪状：一为革职后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二为义宁、奉新、瑞州无贼情，亦无接仗，系冒禀邀功；三为赴浙途中节节逗留，贻误战机。并承认自己用人不明，保举有误，请皇上将李元度交部严处，永不录用。

曾国藩由此想起李鸿章为李元度说情之事。为失地将领说情固然不对，但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宛如那年在建昌旅馆候见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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