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美国货币史学家 德玛尔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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