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有许多大事急于请秦孝公最后定夺,但却没有立即晋见。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微妙的想法,应当给国君一点时间,让其余声音先行上达,让国君先听到对他的仇恨和怨愤,他自己似乎应当先看两天。卫鞅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感到惊讶,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仔细回味,似乎又觉得有理。国君几乎一年不在栎阳,自己单独扛过了变法初期的巨大压力,而且在平息最危险的动荡中惩罚了太子,刑治了两位太子傅。如果算上前面已经对他有怨恨的“孟西白”三将和老太师甘龙及太庙令杜挚,变法开始时的所有贵族元老已经都变成了他的敌对势力。最重要的,是失去了根基雄厚资望极深的嬴虔这个盟友力量。以嬴虔品行,他可能不会反对变法。然则以嬴虔的个性和难以克服的贵族痼疾,他也不会漠视个人仇恨。在嬴虔看来,他这个太子傅本来就是虚职,刑治公孙贾一人已经足以服众,将他牵连进去一同治罪,完全是卫鞅取悦民众的手段。卫鞅也曾反复问自己,那天不处置嬴虔能不能平息动荡局面?以卫鞅的能力,再加上嬴虔的支持,应该说能。然则,不处置嬴虔,能不能抚平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彻底冰冷的心?能不能避免由此引发的诸多隐患?显然不能。处置嬴虔这个朝野赫赫的重臣,有利于一举稳定国中大局,有利于消除隐患,有利于向国人宣示无可阻挡的变法决心,且必然换来一段长期的稳定安宁。如此说来,嬴虔从直接事件的意义上本来是可以开脱的,是卫鞅基于大局需要将他做了牺牲。
这种权衡局势而牺牲重臣的做法并非新鲜,然则都是国君的权力。一个尽管握有实权但爵位毕竟只是左庶长的他,竟断然将国君长兄、一位一等爵位的公族重臣处了劓刑,割了鼻子,这在战国变法权臣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样做,国君当作何想?当国君身处异地远离权力中枢的时候,同意他临机处置,这是稍微明智的君主都可以做到的。然则国君回到了国都,回到了权力情境,还能否对他这种具有越权嫌疑的行为保持清醒判断?卫鞅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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