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的独立自主政策并不是纽约和伦敦金融界所面临的唯一关键问题。1959年，美国的外债依然接近她的官方黄金储备的总价值，两者均为200亿美元左右。到1967年，也就是英镑危机威胁到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构时，美国总的海外流动债务已经急剧上升到360亿美元，然而其黄金储备已经垂直下跌到120亿美元，只有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短期外债开始超过黄金储备，一些机敏的金融机构估计，某些规则早晚会被打破。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向参众两院做演讲时指出：自从1958年以来，我们花费或者投资在国外的美元与重新回到我们手中的美元之间的差额大幅增加。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的贸易赤字总额增加了将近110亿美元，国外美元持有者把它们转换成了黄金，数目如此之大，将导致我们近5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流失。

有迹象表明，肯尼迪总统在很认真地想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流问题。就在遇难前不久，肯尼迪曾在1963年7月18日给国会的报告中提议，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加美国制造业出口的措施，以及通过有争议的“收益均等税”措施，对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问题进行调整。对投资在国外的美国资本征收高达15％的税金，目的是为了鼓励美国资金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投资。

肯尼迪并没有活着看到他的《收益均等税法》获得通过。当该法最终在1964年9月通过时，纽约和伦敦金融界的一些强权人物已经插入了一条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修订条款，它规定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征新的财产税，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英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就成了巨大漏洞的管道，通过伦敦控制的金融机构在中间调停，可以确保美国美元继续外流。这是英国历史上老辣的金融妙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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