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7日，这是个星期六，天高云淡，有些许阳光洒落。上午9点半，赖水强在19号提审室接受采访，他身披一件旧式军用大衣从里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厦门晚报》，他说接到狱警的通知时他正在看报纸。

他随手将报纸推到铁栏杆这头，笔者清楚地看到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扣人心弦的“劝降”———杭州一女记者陪持枪抢劫犯走上自首之路。

刚才读这篇文章，我都哭了，太感人了。赖水强说。他的眼眶是有些红。

笔者问，听说你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文章写得不错。笔者采访之前，曾从侦捕组那看到赖水强归案后写的几篇心得体会，情真意切，印象颇深。

不，赖昌星才读到小学三年级，我只读到二年级。我家里订阅《知音》杂志，我是每期必看，里面写了不少案子，挺生动的，我爱看。我是没文凭，有水平。赖水强幽自己一默。他的精神很好，挺健谈，哪像被囚禁的犯人。

陪同的小崔递给赖水强一支“555”烟，他是“4·20”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与赖氏成员打交道多了。赖水强忙不迭接过烟，他在“号子”只能抽“牡丹”，且每天被限制6支。他说他平时烟量大，一天要抽2包多，现在没烟抽脑子晕人也没精神，他得慢慢把烟量减下来，慢慢适应。

“崔干部，你最近忙什么呢，也不来看我。我好想你们呀。还有刘处、陈秘、小姜……”曾听不止一个专案人员说，赖水强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久别多日的亲人或老朋友。耳听为虚，今天眼看为实。

脑子里突然冒出采访侦捕组陈秘时他说的一句话：案情、案情，不光是案子，还有情，这情指犯罪的过程、情节，还指这里头的人情事故。于是采访的切入点就从赖水强如何从信赖侦办人员到最后完全依赖侦办人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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