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址具初步规划时,朱家骅有扩院建所的打算,并于史语所以外寻找其他人文研究所成立的可能,最先被考虑的是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学研究所两机构的组建。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方面,鉴于国民党政权迁台不久,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盘根错节、迷乱纷呈的历史转变因素的认识和理清,颇有紧迫感和反思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既以台湾为盘据点,就不能做水中浮萍和无根之花,必须对台湾本地的种种现象有所探究,否则,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于政治等各方面栽跟头、吃大亏,甚至被当地台独势力挤垮,失掉政权,难以立足。因了这两项重要原因和紧迫的现实问题,1955年,两个研究所的筹备计划顺利得到当局批准并得以开办。
当两个新办的研究所如同新生婴儿般,在动荡不安的台湾孤岛上晃晃悠悠站立起来时,学政两界人心振奋。于是,一系列的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研究所相继组建,其风头之强悍,完全可与抗战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锐势匹敌。正在这个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接到了胡适要买地盖房的消息。朱家骅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做主,便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置地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此谕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甚感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则要受赂,实感愧疚,便写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介公如此盛情厚意,坚持要自己出钱购置地皮。就在双方为几间房子或真或假地你来我往拖拍之时,针对朱家骅的一件祸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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