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的政治风暴波滚浪涌，作为“文革”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更是浊浪滔天，愈演愈烈。就在陈梦家自戕两个月后，与他并驾齐驱的“四大右派”分子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向达也命赴黄泉。

抗战胜利随校复员回到北平的向达，与其联系最多，也是最令向达钦佩的学者就是蛰伏于南国的陈寅恪。当国共两党即将全面翻盘之际，向达一直挂念着身在岭南的陈寅恪，而陈氏也关注着这位老友的命运。1954年，向达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长，就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北返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云云。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晋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向陈寅恪请教。因为当时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不尽明了，而深谙十几国外语特别是中亚古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此次南行是向达自费而来，当时向达服务的学术机关主要领导人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但向达以湖南人的倔犟脾气，知难而进，终得成行。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向达的名气也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在中山大学引起了震动。为此，中大历史系不失时机地专门安排向达作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并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也再次得到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于3月20日，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其中最后一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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