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喘着粗气踏进西南联大大门后的情形，学校“罢联”内部简报以答问的形式在题为《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中说道：

傅常委归来后，罢委会交际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晋谒。傅常委说：“我是2日下午在重庆听到同学被屠杀的事情时，晓得非回来不可了。4日在机场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点，没有赶到教授会议。今日上午拜访了卢主席，下午去看关麟征，我对他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关麟征说：‘那何必，我们还是朋友。’我说：‘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关麟征说：‘你怎么说是我杀了同学呢？’我跟他争辩了一大顿。”当代表问到傅常委怎样处理这件事时，傅常委说：“我尽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会议所决定的去做，请你们转告同学们，请他们信任我和先生们，假如我有一点不站在同学的立场上做，我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来的时候问：“傅常委是不是要等这事情完全解决了才走呢？”傅常委说：“当然。”

很明显，傅斯年是挟政府之命，以学校负责人的身份带着平息事态的重任飞抵昆明的。行前，朱家骅专门请示过蒋介石，蒋认为傅斯年是合适的人选，也会在政府与联大师生之间周旋，并不至于和其他政客一样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傅斯年对事件经过稍作了解，便以他的精明和以往处理学潮的经验，认为必须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事项分别办理，只有如此，方有处置的可能，这个想法与朱家骅不谋而合。第二天，朱家骅自重庆拍发密电告诉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说“学潮若不早息，影响所及实匪浅解”，同时认为“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但又站在政府立场上，竭力主张“复课与惩凶似应分别办理，至复课至关重要”，要求傅斯年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最好能俟复课后再来较妥，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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