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以晁盖、宋江领导的梁山武装集团兼并改编后，在后来的众势力平衡和兄弟排坐次中，史进被列入三十六天罡领导层之内，朱武居为七十二地煞星之首。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编后，其队伍仍按梁山的办法，没有遭到分割肢解，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为了与旧体制，也就是少华山山头有所区别，让各位被改编者认识到此处非彼处，必须好自为之，名称改换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罡星的身份出任高级领导层的所长一职，副所长也由陶的旧部担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员。当新的格局形成后，历史给予陶孟和一个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契机，那就是尽快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与林冲等原梁山旧部和原二龙山归降人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悲惨命运。由于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树大根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此之前，原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员全部来自北大，但此时情形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这所学府和学子的影响与号召力，自然是陶孟和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于是，在并入中研院之后，陶氏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战术，除从北大招收人员外，开始在清华、燕京、南开、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广泛撒网，招收毕业生入主自己主持的研究所，以这种特有的杂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为自己连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础。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坐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充，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海龟”，直到抗战爆发前，陶氏所主持的研究人员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4只“海龟”，其它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鳖”，且这仅有的4只“海龟”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等相比拟的原二龙山派的学术“大鳄”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武功盖世的特大型“海龟”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研院其他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调查所为“土鳖”或“土包子”调查所，大有轻视之意。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事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罗，在属于自己的小山包上默默经营，并渐渐打拼出一方天地。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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