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亨廷顿先生走了。一个在美国乃至世界响当当的学者，在他八十一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在哈佛执教五十余载，人们会记住亨廷顿的许多美德。有文章说，亨廷顿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之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只要你不限制他们，他们完全可以信马由缰，信口开河。所以在课堂上，亨廷顿会留出许多时间倾听学生们的讨论与发言。这种鼓励思想碰撞的开放式教育有利于人才的培育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或者政治评论，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文明冲突论”。只是，该学说与亨廷顿的开放性课堂相比，似乎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1993年开始，亨廷顿发表系列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型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该观点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9·11”事件之后，许多原本反对他的人也转而称赞他神机妙算。

与此同时，十几年来有关“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文章也早已经汗牛充栋。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著名的“俄狄浦斯悲剧”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摧毁人的生活的故事。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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