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和《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最初是从我去世的好友董乐山那里听说的。我对这位英国作家及其两部重要作品《1984》和《动物农场》的了解也是听乐山介绍才知道的。上一世纪90年代我翻译《动物农场》更是应乐山兄之约才决定动笔。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应该首先提一下我同这位社会评论家和奥威尔名著《1984》的译者的相识过程。1972年,头顶上的乌云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已失去强劲势头,许多“左”的政策有所修改。五七干校虽未明令撤销,但下放干部却陆陆续续调回城里,恢复工作。我原在的学校已被取消,教职员工合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乐山原来就在二外,但他和我分属的两个干校都设在茶淀。这一年4月,我同乐山一起离开茶淀,成为二外同事,从此开始了一段持续近30年的交谊,并几次合作译介了一些外国作品,直到1999年老友弃离人世。在第二外语学院,我俩因“旧债”都未了清,暂时没有资格授课,一同被塞到英语系资料室,几乎每天都要会面,有机会交谈。就这样,我不仅对他的身世经历有所了解,也认识到他读书极广,博学多识。我同乐山都对翻译有兴趣,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在一次交谈中,乐山提到有两部预言社会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译介。一本是A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两本书描述的内容尽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进步,一本重在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但两书主题相通,都可以称为警世小说,警戒人们必须关注人类前途,免遭没顶之灾。这两本书当时我还都没读过。《1984》直到“文革”结束,乐山应《编译参考》约请译出发表,我才有机会阅读。但是奥威尔写的另一部寓言《动物农场》我却在听到乐山介绍这位英国作家之后不久就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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