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和《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最初是从我去世的好友董乐山那里听说的。我对这位英国作家及其两部重要作品《1984》和《动物农场》的了解也是听乐山介绍才知道的。上一世纪90年代我翻译《动物农场》更是应乐山兄之约才决定动笔。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应该首先提一下我同这位社会评论家和奥威尔名著《1984》的译者的相识过程。1972年，头顶上的乌云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已失去强劲势头，许多“左”的政策有所修改。五七干校虽未明令撤销，但下放干部却陆陆续续调回城里，恢复工作。我原在的学校已被取消，教职员工合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乐山原来就在二外，但他和我分属的两个干校都设在茶淀。这一年4月，我同乐山一起离开茶淀，成为二外同事，从此开始了一段持续近30年的交谊，并几次合作译介了一些外国作品，直到1999年老友弃离人世。在第二外语学院，我俩因“旧债”都未了清，暂时没有资格授课，一同被塞到英语系资料室，几乎每天都要会面，有机会交谈。就这样，我不仅对他的身世经历有所了解，也认识到他读书极广，博学多识。我同乐山都对翻译有兴趣，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在一次交谈中，乐山提到有两部预言社会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译介。一本是A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两本书描述的内容尽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进步，一本重在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但两书主题相通，都可以称为警世小说，警戒人们必须关注人类前途，免遭没顶之灾。这两本书当时我还都没读过。《1984》直到“文革”结束，乐山应《编译参考》约请译出发表，我才有机会阅读。但是奥威尔写的另一部寓言《动物农场》我却在听到乐山介绍这位英国作家之后不久就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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