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贾樟柯在香港谈集体记忆,一来是因为这四个字在香港很流行,二来是他近作的主题之一就是集体记忆。
看过《二十四城记》或者读过《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的人都会发现,那里头的「集体记忆」不只是一般意义下的集体记忆,不只是某个社会群体关于往事的共同回忆;而且它所记忆的根本就是一种叫做「集体」的东西。那种「集体」曾经遍布神州数十年,在里面,工人和农民集体地生活,集体地吃喝,集体地成长,集体地工作,然后集体地老去;再分解成一粒粒细砂,随风飘散,跌落在时代的阴暗角落。
为甚么一度巨大到不可回避的「集体」会被整个社会集体地遗忘呢?为甚么有过这种「集体」经验的人有口难言,说不出自己的故事?和贾樟柯聊过,我才发现,要在这刚刚逝去不久的「集体」残骸里钩沉往事,寻掘真相,竟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
梁文道(梁)/贾樟柯(贾)
【工人阶级与集体生活的消逝】
梁:为甚么会有《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这本书,又为甚么要拍《二十四城记》这个电影?
贾:其实我大概在99年的时候就想要拍一个关于工厂的故事。因为九十年代中以后,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里面,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遭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大量工人下岗。这个变化今天说起来比较轻松,但是如果大家了解工人过去在中国社会里面的位置,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的话,就会很惊讶。因为工人曾是一个高收入群体,计划经济之下不愁产品卖不出去,他们收入很稳定,也有很好的福利。这个时候的工人跟今天我们想的,譬如说东莞的一些工人在概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跟工厂的关系,不单是一个劳务的契约关系;他的出生,甚至他的生老病死,这个工厂跟他都是有关系的。譬如说我拍的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任务人出生在工厂的医院,上幼儿园是在工厂的育幼院,然后小学、初中也全都在工厂的子弟学校,中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在工厂里面工作;接下来养老,甚至送终,全部的生命过程都在这个工厂内完成,工厂也会给他们这些保证。当体制改变之后,他们在这个经济发展愈来愈快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边缘化了。一方面是收入很低,再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位置的改变,令他们心理上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当时主流媒体有一个很荒谬的说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工人身上,说是因为你们能力不够,优胜劣汰。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工厂的大门》,电影始祖卢米埃尔兄弟就拍过一个《工厂大门》,我想用同样的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完全的剧情片,两个朋友一起入厂,跟同一个师傅当学徒,差不多同时结婚,也差不多同时生小孩,之后同时下岗。下岗之后想了一个自救的方法,就是去很大的一个服装市场零售衣服。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两家人产生了矛盾。我写完这个剧本之后,觉得其实跟《小武》挺像,最终还是谈钱,它太过停留在社会的表面,无非就是生活很困难呀,因为钱的问题闹翻了,因在主题上我并没有找到新的东西,就搁置了这个片子。一直到06年底的时候,《三峡好人》已经拍完,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在成都,有一个很大的工厂的土地被卖给了房地产公司。我当时是被一组数字震撼,原来这个工厂有五十多年历史,三万多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十万人。我生活的那个县有四十万人,但是那个工厂已经有十万人,它只是一个工厂呀。一年之内工厂全部拆掉,一个新的楼盘就建起来了。通过这个数字一想,毛骨悚然 ─所有他们生活记忆的空间,十万人生生死死的那个空间,就像被风吹掉一样,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想,为甚么不重新拍一个工人的故事?其实打从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就一直在谈论下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除了下岗,它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课题,那就是过去计划经济里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70年出生,77、78年刚刚上小学,还记得爸爸妈妈的会议很多,每天都要开会,然后我跟我姐姐两个人,一到晚上家长回不来就很害怕,有一种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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