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无力供我继续升学，家里希望我做工自立，这样就横下心，跟着当时由市政府组织的一支上山下乡知青队，到外地的一个农场插队务农。读初中的时候，我逐渐形成了一些对文学的兴趣。下乡以后，有一些好心的大朋友送了我一些书，我在乡下翻来覆去地就是啃那几本书。一面竟野心勃勃地写起东西来。结果当然是制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那时候，就像着了魔。一边干活一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写，弄得整个屋子里到处都是稿纸。

以后，农场的情况越弄越糟，到70年代初，完全弄垮了，职工靠救济过日子，以后就干脆撤销了，改为农村集体所有制。这中间，绝大部分下乡的知青都调到工厂去了。我还是同少数人留在农场里。那段时间，我思想上很悲观。农场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都相当黯淡。大约是1971年吧，省、地、县组织了一次大型报道活动。有人到我们农场来写一篇锦绣文章，需要几个了解当地情况、又多少有点墨水的人来为这次采访跑腿。我被荣选充当了一个角色。我干得相当卖力。一年多以后，我终于作为“农民通讯员”被“借调”县革委会宣传组搞新闻报道工作。按当时的有关规定，这本属“轮训”性质，每三个月换一个人，每月只发生活费。生活让我又走上了文字生涯。我知道，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决心紧紧地抓住它不放。当时，我因为身染了多年的血吸虫病，身体越来越差，若回农村，我自知无法靠劳动自食其力。

我不分日夜，不分晴雨地奔波于全县的工厂、社队，拼命地在报纸、电台上，为我们县（也为我自己）争一席地盘，哪怕是“豆腐干”也好。没有多久，我就写了一些有分量的、被冠以“编者按”而放在头版头条的新闻。宣传组的所有领导和同志，直至整个县委、县革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我都极同情，极好。只要我的工作有了一点点成绩，他们就极力帮助我，年复一年地把我留了下来。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它使我知道，世上不仅有无情的歧视，也有无法灭绝的人道。人世间温暖尚存。就是为了这个，我也不应懈怠。那些年，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县所有的生产大队、厂矿、机关。我不仅写新闻报道，还要为各种会议包括计划生育等等写汇报、写总结。与此同时，我又开始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或“小说”，只要能表现，我就尽量表现。这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些很有同情心的编辑，他们总是极力帮助我发稿。这一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到1975年下半年，我得到了一个“自然减员顶补”的指标，成了一个有了“铁饭碗”的人。我紧紧地绷了将近五年的生活神经，一下子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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