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血止住之后，我在家里到处搜索，没有找到户口本，却找到了几页残稿，写道：“盛夏时节，在长安城里，薛嵩走过金色的池塘，走上一座高塔去修理一具热水锅炉……”在我失去记忆以前，这是我写下的最后的字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像是我前生留下的遗嘱。看来，我想修理锅炉不是头一次了。我觉得可以从此想到很多东西。可惜的是，一下子不能都想起来。

以此为契机，我却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在大学里，有个同宿舍的同学戴一副断了腿的水晶眼镜，不管我怎么苦苦哀求，他都不肯摘下来叫我修理。这孙子说，这副眼镜是他爸爸的遗物，他要就这么戴到死……这眼镜他小心藏着，不让我碰。但我一见他用绳子接着眼镜就心痒难熬。终于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把他一闷棍打晕，并在他苏醒之前把镜腿换上了……然后，他就很坚决地从宿舍里搬走了。他倒没有告我打他，只是到处宣扬我有精神病。别人对他说：你可以把新装上的镜腿再拆下来，这样，你父亲的遗物还是老样子。他却说：拆了干啥？招着王二再来敲我的脑袋？我没有那么傻！从这件事里，我很意外地发现自己上过大学──我是科班出身的。现在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学院派的历史学家，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我很可能是个有修理癖的疯子。正如白衣女人指出的，我所指的自由派，就是些气质像我的人。现在我知道了自己可能是疯子，自由派这个名称就有了问题：我总不好把疯子算作一派吧。

我对自衣女人用脚来踢我的事很是不满──就算我犯了疯病，也是为所里的器具损坏而疯，是一种高尚的疯病，踢我很不够意思──最起码应该脱了鞋在家里踢，穿着鞋在街上踢是不应该的。但细细一想，她还是对我好。继而想到，她说过，让我骑车小心，还说自己不愿意当寡妇，也是不希望我死之意。这使我从心里感到一丝暖意。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想早早地死掉。我又回过头来写我的故事──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在故事里寻找崇高。在这个故事里，那个蓝色的刺客头子，也就是田承嗣，逮住了两个妓女，拷问她们薛嵩在哪里──在此必须重申，田承嗣不是自由派也不是学院派，他哪派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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