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傅绍全的母亲去世前的—个月，邵其平曾公布过—份文艺宣传队的名单，这个名单就已经把我从铜匠铺—下子唤回了学校。

我会拉胡琴，文艺宣传队无疑给了我表现的机会。

而更重要也更隐秘的原因却是：在那份名单里，有陶卉的名字。

我遗忘了学校，学校也遗忘了我。现在，学校又重新记起了我。我也忽然记起了我是油麻地中学的一名学生——我不属于铜匠铺，我属于油麻地中学。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个人——赵一亮，像墙报栏里的—篇文章，牢牢地钉在了我记亿的墙壁上。此后许多年，这篇文章还在不时地掀动着。

这天，邵其平把宣传队的全体人员召集在—起开会（他现在为油麻地中学文艺宣传队负责人），在宣布乐队组成名单之后，紧接着宣布我为乐队队长并拉主胡，赵一亮和徐朝元拉副弓。散会之后，我让乐队的几个人留下来再开小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别人。我不能忍受别人朝我指手画脚，可我自己也没有朝别人指手画脚的才能。这是我一生中许多悲哀中的—个。望着六七个乐队成员，我不知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总是重复自己的话。事后，我对自己的无能很恼火。在我讲话的时候，谁也没有向我表现出他们承认并且尊重我的位置的神态。我的心—直虚着，尤其是在我看到赵—亮的神态之后。

赵—亮比我还低—个年级，却长得比我高出一头。在二十岁之前，个头问题始终是我的—个敏感问题。它是我自卑的—个情结。赵一亮在最后边站着，身子挺得很直，头微微仰着。他的肩膀很宽，胸脯饱满而结实。他的穿着的质量与整洁，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个人都不能相比的。他的衣服板板地穿在身上，仿佛是刚熨过的，而我的一身衣服皆皱皱巴巴，仿佛是从—个沉重的大屁股底下刚拽出来似的。他的每个衣服扣子都很稳当、严实地扣着，甚至连风纪扣都扣着，而我的上衣竟然缺了两颗扣子，外衣以及好几件内衣的领子全都敞着，仿佛一个人家马上要来客人，主人来不及收拾衣服而把许多件衣服一件件都套在了—个衣架上—样。他的头发竟然是向后梳的，并且是打了油的，没有一根乱发。而我的发型（其实无所谓发型），犹如—个马桶盖儿，罩在头顶上。在我说话期间，赵—亮始终两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将左脚稍稍跨出去几寸，默默地站在那，嘴角上微带笑容。他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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