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想起,我在红瓦房的最后时光里,情绪极不稳定,并且是混乱不清的。从城里回来后的最初两天,我从早到晚,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弄得马水清他们几个莫名其妙。但很快我就跌入低沉、自卑,并且被一种卑下而深刻的妒意弄得心神不宁,身心疲惫不堪。造成这种状况的全部原因是:杜长明来油麻地中学观看文艺宣传队的节目。
如果抛开纯粹个人的情绪,杜长明应是我青年时代所崇拜的形象。此人身材魁梧,面目威严,言谈与行为举止所显示出的那份气魄,都是我以后的几十年生活中很少再见到的。这是如滚滚洪流的人群中—个“人种”的形象。他的存在,给油麻地镇带来了莫大的光彩。当我日后面对上层社会里那—个又一个苍白的、灰黄的、发青的面孔,—个又—个软弱的、愚蠢的、猥琐的、连说话都说不利落的傻瓜蛋形象时,我无数次惊诧地想:像杜长明那样的人种形象,为何就不能上升到这些人现在的位置呢?我在心底里为杜长明抱了委屈:油麻地镇真是白白地糟踏了一个人种。
杜长明要来油麻地中学看节目,是镇委会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校长汪奇涵的。汪奇涵得到消息后,亲自召集文艺宣传队全体人员开会。汪奇涵平时整天脸色阴阴的,很少讲话,偶尔说—句话,那么这句话所产生的作用便是:或是在两位友人之间埋了一颗仇限的种子,或是—下子毁掉了—个人本是很光彩的形象,或是使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人—下子得以解脱。他对文艺宣传队只说了一句话:“谁出差错谁负责任!”说完话便走了,倒是邵其平一口气说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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