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大字报撕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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