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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回忆录(5)-“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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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话追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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