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

他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梦幻，他是以老党员、老记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中国青年报》大门的。报社头头，曾答应他等环境再宽松一点时，调他回来先当纸库的管理员，然后看形势发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把他这一点点希望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后，便有了远走高飞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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