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河工地回来，全队整体了两天。整体之后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劳改史中不能忘却的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与同组成员张奎令奉命赶着马车到靠近老残队的芦苇塘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 “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走向混沌》第三部离离“原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 “585”老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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