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和斤澜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几十年,我们在文学上却谈得不多。缺乏主动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无能并无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谈文学尤其少。算起来总共不超过十次。平均五年谈一回。
五十年代中,与我同辈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绍棠、谷峪都出了书,我还没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热,想把己发表的作品编在一块出本书。可又觉得份量不够。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说:“出也行,不出也罢。”便不再多说。这话我反复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态度,又找到他说:“接受你的建议,不打算出了。”他笑道: “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这是我头次听说作品还要找到作家自己。从此自觉不自觉的总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干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提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娴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满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娴巧,哈哈哈,娴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调到《民间文学》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来电话说:“我记得你到大凉山去的时候,收集过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吗?”
我说:“有,整理了几首,上百行,一直没拿出去。”
他说:“我给你发了吧,写几句序言一块寄来。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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