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

与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相比，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几乎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谈判的答复被日方一拖再拖，变得遥遥无期，日方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傲慢无理，说明日本人正在对谈判失去兴趣。检讨对日战略，汪精卫认为抗战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同强大的日本人拼武力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惨痛教训难道不是为抗战十个月来的严峻形势所证明吗？因此抗战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哪怕再屈辱的条件也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伟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满清铁骑入关，最终不也被大汉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潜移默化地同化了吗？因此中国军队再不可主动出击，不要刺激日本人，避免出击越多失败越快。

这就是汪氏三大政治主张之一的“和谈救国”论。

但是昨天江对岸的武昌军委会再次传出风声，中央军又要主动出击，在中原地区打一场大规模战役，令汪精卫心情陡然凉了半截。由于没有军权，汪精卫说话不算数，对军人奈何不得。但是指挥不了军队不等于坐视不管，汪精卫强忍伤痛，下令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开会，准备问责大权独揽的蒋委员长。他决心针锋相对捍卫党权，与蒋介石军人集团斗争到底。但是通知发出去却只有半数中政会委员到场，原来军队实行沿江戒严，轮渡停开，许多人无法过江来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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