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一言难尽，也还有难言之隐。灯下杯酒，细叙往事，蔡寿祺当然有些假话。他是咸丰九年夏天出京的，出京的原因，无非赋闲的日子过不下去，想到外省看看机会，从军功上弄条升官发财的路子出来。他的打算是由山西入关中，再到四川，然后出三峡顺流而下，如果没有什么机会，便回江西，在家乡总比在京的路子要宽些。

于是以翰林的身分，一路打秋风弄盘缠，走了一年才到四川。四川不设巡抚，只有总督，这时的总督黄宗汉，因为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人的交涉没有办好，正革职在京，由成都将军崇厚署理川督。崇厚虽是旗人，却谨慎开明，对蔡寿祺那套浮夸虚妄的治军办法，不甚欣赏。于是他弄了几百两银子的“程仪”，由成都到重庆，准备浮江东下。

在重庆得到消息，陕西巡抚曾望颜调升川督。蔡寿祺跟曾望颜是熟人，便留在重庆不走，等曾望颜到了任，他也在第二年三月里，重回成都。那时一方面有云南的土匪蓝朝柱窜扰川南富庶之区，一方面又有石达开由湖北窥川的威胁，于是蔡寿祺大上条陈，以总督“上客”的身分，把持公事，颇为招摇。不久，曾望颜被革了职，仍旧由崇厚署理，参劾蔡寿祺，奉旨驱逐回籍。又不久，川督放了骆秉章。

骆秉章字籲门，虽是广东人，与湘军的渊源极深，入川履任时，把湘军将领刘蓉带了去，信任极专，以一个知府，保荐为四川藩司。刘蓉看见奉旨驱逐回籍的蔡寿祺，依然逗留成都，私刻关防，招募乡勇，十分讨厌，便老实不客气提出警告：蔡寿祺再不走，他可真要下令驱逐了。

当然，蔡寿祺对他的本意是有所掩饰的，他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把四川看成他的家乡一样，急公好义，所以忘掉该避嫌疑。遭当道所忌，正由于他的任事之勇。一面说，一面不断大口喝酒，就仿佛真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要借酒来浇一浇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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