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遇到魁元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成年，喉结很大，留着小胡子，穿着卷了边的西装，踏着翻了头的皮鞋，散发出洗发香波味，提着一个拉链拉不上了的黑皮包。他说他就是魁元，就是马兆青最小的满崽子呵，少功叔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你看你这记住哈哈哈！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记起久远的一张童脸，与眼下这张陌生面孔核对出一两道相似的线条。我也认出了他出示的一封信，不错，是我写的，几年前写给复查的，谈一个关于语文的问题。

他说他想念我，特地来城里找我的。我很惊奇，问他怎么能找到的。他说莫讲了，他一路找得好苦。一上码头就到处问我的住处，问谁谁都不知道。最后就问市政府在哪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火了，问省政府在哪里。这才有一个人他指了个方向。我笑了，你找我就找我，找市政府和省政府做什么？他说，他每年都要出来要一两回的，武汉，广州，深圳，都耍过了。他出门是有经验的。他这样说，就算是回答了我。

他没有说明白，他是否真地找了政府。但他抱怨我的电话，说我的电话肯定坏了，他怎么也打不通。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天晓得他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要了一辆出租车，花了五十块钱，几乎花完了身上所有剩下的钱，才找到我所在的大学。他不了解这里的车价，碰上不怀好意的司机，肯定是当冤大头被宰了一刀。

当然没什么要紧，他从来视金钱为身外之物。总之，他联系了政府也打了电话坐了小车，做完了一个大人物该做的一切事情，才碰到我的一个熟人，由对方领着到了我家里。他说他不信找不到我，事情果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长途奔袭稳准正直捣我家的奇迹，工且带来了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后生。现在好了，到家了，他脱下外衣和手表，脱鞋子和袜子，搓着脚上的汗泥，眼睛四下里溜，很惊讶我既没有真皮沙发，有直角平面大彩电，没有彩色喷塑墙面和情调调光射灯以及镭射音响双声道卡拉OK——他对都市生活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我说镭射音响的花销太大，一张碟就要四五十块钱。他纠正我的错误，说哪止呢，一张好的碟少说也要一两百。我说涨价了么？他说从来就是这样。我不服气地说，我一位朋友前两天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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