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恭喜你。”他一说完就颓倒了回去，我连着棉被撑住了他。

“阿芳，”所以他又开口，“这一上台要跳多久？”

“巡回演出前后要半年。”

“那跳完以后呢？你夏天会不会回公司？”

经西卡达一提，我想起了我的留职停薪身分，离开公司快半年了，归队日期也预定在半年之后，我在一片歌声划酒拳声中认真思考，摇了摇头。“不一定，我有点想写作。”

吐出真言，我当下羞怯了，于是絮絮不休起来：“不知道能写出什么，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自由的小说，已经读了不少相关理论，故事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情节也编不出来，没什么对象，没什么冲突，没什么悲剧，连白色恐怖都是笑料的年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西卡达？我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沉闷、雷同，像是只有五个音阶的琴键，要怎么激荡出旋律？我吃快餐泡面，我喝速溶咖啡，我进电影院看血淋淋的暴力美学，但那多半虚假，我读后设想立场意识流小说，但那多半做作，原来我们是没有故事的一代，我们是没有美的一代，要说我无病呻吟，那我没办法上诉，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西卡达？”

没有回应，我偏头一看，西卡达已沉睡在我的肩膀。

回到我的部门席位，酒酣耳热的同事们对我采用起围剿攻势，从来就是不喝酒的人，但今天我喝得豪放，自忖顶多是气喘一场，我干了许多杯，发现这种泡了酸梅的绍兴酒相当可口，小乐团歌手的嗓音洋溢着浓厚的风尘味，格外挑逗了我今夜的愁绪迷离，微醺中我史无前例地捧起酒杯，逐桌敬酒而去。

沿着长条饭桌，我一路收听新闻，每当选举落幕，领了当选后谢礼金以后，就是同事们蠢蠢欲动的跳槽时分，这于我们公司也算是传统，在非选举年度里，公司总要大量流失人事，多半的人往广告公司靠拢，带着一支锐笔，逐高薪而居。台北是一座山，我们是生而只能往上爬的白领阶级。这时一听，接近半数的同事都将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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