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就被迫赋闲，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德皇威廉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其意盖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时中国之情与李之真实地位也。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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