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孙中山应邀北上，但到天津后，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张作霖在宴会上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

胡汉民曾对张学良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胡汉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他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1927年，井冈山的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各人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虽然未读完初中，在这些大老粗中间，他算是知识分子了。当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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