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时人流传一段子，山东的军阀省主席韩复榘讥笑这个运动时说：“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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