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张爱玲说：“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20世纪60年代，为了揭露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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