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参加。白对人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的部队给红军帮了不少忙，有一次红军写下一路“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白军只跟不打的“好意”。气得蒋介石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1935年，杜重远的新生周刊因一篇涉及“对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总领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审判杜重远。吴铁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决，万事有我负责；不然的话，引起日军干涉，问题更严重。”杜出庭受审，即被扣押。这时吴铁城又转口对杜说：“你在外面有危险，在这里（指监狱）既自由又安全。”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1941年，在日本的推动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日本人)赴青岛与南京汪精卫政府代表周佛海签订蒙宁协议书。德王对汪精卫居于他之上统辖“蒙疆”表示不满。他说：“今天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儿子，但不能做它儿子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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