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了两年，因为学校闹了一次大风潮，他跟大多数学生退出来，转入新成立的中国新公学。一年多后，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正在这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堕落了。

这班“朋友”是些什么人呢?

一个是德国人，名叫何德梅(Ottomeir)，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他写道：

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

……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①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把旧社会那一套堕落行径——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②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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