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白话新诗，胡适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说。他曾经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①其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在当年的文学革命中，不仅用不着“惭愧”，并且是一件极有益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学。那真是一个敞开大门，充分吸收异域营养的时代。新文学初出世，不论是思想倾向，或者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都广泛地接受过外国的影响。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等，许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胡适认为：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②

他的从事翻译，便是这种运输异域营养的工作。起手于1912年9月。他最初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篇《最后一课》，当时胡适译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接着，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③1916至1919年间，连续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几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适将它们编为《短篇小说》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④薄薄的本子，10个短篇，大多用白话译出，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千篇一律的滥调文字。有志于改革的文学青年，对这些东西早已厌恶了。读到胡适翻译的这本《短篇小说》，自然觉得格外清新，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人们，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榜样。因此，不胫而走，半年便再版了。其中《最后一课》等一些名篇，还被选入中学的国文课本，广为流传，数十年而不衰；甚至对某些文学青年一生的思想与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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