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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