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1）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

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而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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