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白话文与“大众语”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①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的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②
为了推行白话文,不惜冒犯“党国”,给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可见他对白话的关切和热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这就是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③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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