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２），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连乐师画家都茫然失措，诗人也沉默了。

就诗人而言，他们因为禁不起这连底的大变动，或者脱出国界，便死亡，如安得列夫（３）；或者在德法做侨民，如梅垒什珂夫斯奇，巴理芒德（４）；或者虽然并未脱走，却比较的失了生动，如阿尔志跋绥夫（５）。但也有还是生动的，如勃留梭夫和戈理奇，勃洛克（６）。

但是，俄国诗坛上先前那样盛大的象征派（７）的衰退，却并不只是革命之赐；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外受未来派（８）的袭击，内有实感派，神秘底虚无派，集合底主我派们的分离，就已跨进了崩溃时期了。至于十月的大革命，那自然，也是额外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梅垒什珂夫斯奇们既然作了侨民，就常以痛骂苏俄为事；别的作家虽然还有创作，然而不过是写些“什么”，颜色很黯淡，衰弱了。象征派诗人中，收获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

勃洛克名亚历山大，早就有一篇很简单的自叙传——“一八八○年生在彼得堡。先学于古典中学，毕业后进了彼得堡大学的言语科。一九○四年才作《美的女人之歌》这抒情诗，一九○七年又出抒情诗两本，曰《意外的欢喜》，曰《雪的假面》。抒情悲剧《小游览所的主人》，《广场的王》，《未知之女》，不过才脱稿。现在担当着《梭罗忒亚卢拿》（９）的批评栏，也和别的几种新闻杂志关系着。”

此后，他的著作还很多：《报复》，《文集》，《黄金时代》，《从心中涌出》，《夕照是烧尽了》，《水已经睡着》，《运命之歌》。当革命时，将最强烈的刺戟给与俄国诗坛的，是《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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