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同时,写作此书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关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以及关于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我的同辈来说,他们为哪一边作战,全是由机运决定。他们的角色经常唐突对换:死忠的法西斯分子会变成游击队员,反之亦然。不管他们是为哪一边作战,他们都杀人,也都被人杀。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的政治选择凝止不变。(帕维瑟写出这种情境了:「每一位罹难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难者问幸存者,凭什么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 casa in collina)的最后一页如此写道。当时帕维瑟正夹在两种情绪之间: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没有加入战斗,另一方面又想真诚辩解自己为何拒绝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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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已经发现铺陈这篇序文的方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企图描述第一人称的游击队经验,或描写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些加以发表了,另一些则丢进字纸篓。我的写作进度很笨拙。我一直没有办法彻底镇伏多愁善感与道德主义的激情。总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对我来说,我的个人史看来是卑微的、低贱的。有些事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而我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心里满是矛盾情绪,顾忌再三。我开始撰写不一样的小说,故事里不再有我自己出现,此后一切顺利:语言、韵律、形貌都精准而有效率。我越将小说写得客观、无我,这样的小说就越能取悦我自己──以及别人。我将这些小说带给给同行人士,他们都是我在战后早期所认识的文友──米兰的维多利尼、都灵的金芝柏(注 20)──他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都不再有负面意见。于是我终于知道,小说只要越无我、越客观,就越是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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