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十九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经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小说发表后，许多人问我：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为什么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处？

我的回答是：这段话是斯大林在我的梦中、用烟斗指点着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单独对我说的，还没来得及往他的全集里收，因此您查不到——这是狡辩，也是抵赖。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够说出这些话的，他没说是他还没来得及说。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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