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冬天，对于杏园猪场的猪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考验。尽管养猪现场会后，县里调拨了两万斤饲料粮作为对西门屯大队的奖励，但县里拨下来的仅仅是个数字，最终还要在公社革委会的督促下，由公社粮管所那个狂喜欢吃老鼠肉的姓金人送外号金耗子的所长具体落实。这位耗子所长把那些在仓库边角积压多年的霉变薯干和高梁以次充好发往我们的猪场，数量上也大打了折扣。这批霉烂粮食中掺杂的老鼠屎足有一吨，使我们杏园猪场整整一个冬天都笼罩在一股奇特的臊臭之下。是的，在养猪现场会前后，我们吃香的喝辣的，过了一段地主资产阶级般的腐朽生活。但现场会开完不到一个月，大队里的粮库就频频告急，天气也日渐寒冷，看起来很浪漫的白雪带来了彻骨的寒冷，我们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

那年冬天的雪，大得有点邪乎，这不是我故意渲染，而是真实存在。县气象局有记录，县志上有记载，莫言的小说《养猪记》里也曾提及。

莫言从小就喜欢妖言惑众，他写到小说里的那些话，更是真真假假，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养猪记》里所写，时问、地点都是对的，雪景的描写也是对的，但猪的头数和来路却有所篡改。明明是来自沂蒙山，他却改成了五莲山；明明是一千零五十七头，他却改成九百余头；但这都是细枝末节，对一个写小说的人写到小说里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较真。

尽管我对那群沂蒙山猪从心底里透着蔑视，与它们同类，是我的耻辱，但我毕竟与它们同了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沂蒙山猪接二连三地死亡，使杏园猪场笼罩着沉重的悲剧气氛。为了保存体力，减少热量挥发，在那些日子里，我减少了夜间巡游的次数。我用蹄爪将那些因为使用日久而破碎了的树叶和成了粉末的干草扒拢到墙角，地面上留下一道道蹄印，犹如精心编织的网络图案。我卧在这堆碎草烂叶的中央，用两只前爪托着腮，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嗅着降雪时特有的清冷气息，心中浮现着一阵阵悲凉情绪。说实话，我不是一头多愁善感的猪，我身上多的是狂欢气质，多的是抗争意识，而基本上没有那种哼哼唧唧的小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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