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夏季，一个炎热的白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从一家庭院门前经过。我不知道，她是出于恶作剧还是由于思想不集中敲了那扇门，或者她仅挥了挥拳头吓唬了一下，根本就没敲。往前再走一百步，在大路拐向左边的地方，就是村头了。我们并不熟悉这个村子，但我们刚刚走过第一家，人们就纷纷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有的和善友好，有的发出警告，有的甚至惊慌失措，有的慌得弓起了腰。他们指着我们经过的那家庭院，提醒我们曾敲过那家的门。那家庭院的主人将控告我们，调查将会马上开始。我十分镇静，我也安慰着妹妹。她可能根本就没敲，即使她敲了，这世上到哪里也找不出证据。我力图让围着我们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认真听我说着，但却不愿做出判断。后来他们说，不光我妹妹，连我这当哥哥的也将受到控告，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全都回头望着那家庭院，就像观望着远处的浓烟，等着看大火。果然，我们很快就看见几个骑马的人进了那家洞开的院门。尘土高高扬起，遮掩住了一切，只有长矛尖在闪闪发光。这队人马刚刚消失在院子里，似乎立刻就调转了马头，沿大路朝我们奔来。我催妹妹离开，我将一个人了结一切。她拒绝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说，可她至少也该换换衣服，穿件好点儿的衣服去见那些先生。她终于同意了，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骑马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他们骑在马上打听着我妹妹的去向。她现在不在这里，回答小心谨慎，不过呆会儿就来。回答被漫不经心地录了下来。最重要的好像是他们找到了我。主要是两位先生，法官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的助手沉默寡言，被称作阿斯曼。他们要我到农舍里去。在诸位先生锐利的目光的注视下，我摇头晃脑，手指拨弄着裤背带，慢慢地挪着脚步。我还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我这个城里人摆脱这帮乡巴佬，甚至还是很光彩地摆脱他们。可当我迈过农舍的门槛时，跳到前面等着我的法官说：“我为这人感到惋惜。”毫无疑问，他这话指的不是我现在的处境，而是我以后的命运。这屋子看上去是个农舍，可更像一间牢房。大石板铺的地面，光线昏暗，光秃秃的墙壁，墙上有个地方嵌着一个铁环，屋当中放着那既当木板床又作手术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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