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以后的几天中，Ｋ发现很难和布尔斯特纳小姐搭上话；甚至讲一句话也不可能。他千方百计地想找她，但是她总设法避开。他离开办公室后，直接回家，坐在屋里的沙发上，熄了灯，开着门，专心致志地看着门厅。如果女仆从这儿走过，发现他的屋里似乎没人，便随手把门关上的话，稍待片刻他便站起身来，重新把门打开。他这几天都比平常早一个钟头起床，希望能在布尔斯特纳小姐上班前，和她单独呆一会儿。但是这些计策却没有一个奏效。于是，他就给她写信，往她办公室寄，也往她家里寄。他在信中试图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表示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补救，保证以后决不越出她所规定的界线，请求她给他一次和她讲话的机会：因为他不同她先商量就无法和格鲁巴赫太太谈妥任何事情。最后他告诉小姐说，下星期日他整天都在屋里等着，希望她能带来个信息，或者答应他的要求，或者至少解释一下，为什么即使他已保证对她言听计从，她还是不愿见他。他的信没有退回，但也没有得到回音。不过，到了星期天，他倒是得到了一个意思足够明确的信息。早晨，Ｋ透过自己房门上的钥匙孔，发现门厅中有不同寻常的动向。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一个法语教师好像搬进了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这是一位德国姑娘，名叫蒙塔格，病态，苍白，脚有点跛，到目前为止自己单住一间房。她在门厅里来回走了几个钟头。看来她老是丢三拉四，不是忘了几件内衣，便是忘了一块布，或是忘了一本书，必须专门再跑一次，放进新房间里去。

当格鲁巴赫太太进来给他送早餐的时候——自从她那次把Ｋ惹生气以后，她一直无微不至地伺候他——他不得不首先打破他俩之间的沉默。“今天门厅里为什么这样忙乱！”他一面问，一面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不能挪到别的时间吗？这地方必须在星期天彻底打扫吗？”虽然Ｋ没有看着格鲁巴赫太太，他却知道她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这几个问题尽管很严厉，她却认为这意味着宽容，或者接近于宽容。“没有人在彻底打扫这地方，Ｋ先生，”她说，“蒙塔格小姐搬去和布尔斯特纳小姐住在一起，她正忙着搬东西呢。”她没有往下说，而是等着，看Ｋ会怎么反应，是不是会让她继续说下去。但是Ｋ却故意折磨她，搅着咖啡，一声不响，只顾自己思考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抬眼看着她说：“你早先对布尔斯特纳小姐的疑问已经消除了吗”“Ｋ先生，”格鲁巴赫太太大声说道，她正盼着这个问题；她两手握在一起，朝Ｋ伸去，“你把我随便说说的话看得过于认真了，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得罪你或是任何其他人。你肯定早就了解我了，Ｋ先生，你应该相信这点。你简直想像不出，最近这些天我是多么难受！我讲了房客的坏话！而你，Ｋ先生，竟相信了！你还说，我该让你搬出去！让你搬出去！”她最后这次感情的发泄已被啜泣所窒息，她撩起围裙，蒙到脸上，号陶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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